2026年 03期
制度压力与非营利部门支持型组织的普及
刘泽金;陈周懿;本研究聚焦非营利部门支持型组织(NSSOs)。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NPO),非营利部门支持型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为草根组织发展提供服务与资源支持。传统研究大多强调制度通过影响公民和非营利组织管理者进而对非营利组织种群的形成发挥关键作用。与之不同，本研究则将强制性压力、模仿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这三种制度压力与是否建立非营利部门支持型组织的决策关联起来，并基于2012—2021年间中国330个城市的新构建数据集(样本量N=2385)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来自省级政府、邻近城市及行业协会的压力越大，相应城市推动非营利部门支持型组织建立的可能性就越高。本研究通过证实制度对公共部门的作用机制，深化了关于制度如何影响非营利组织种群动态发展的认知，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2022—2024年)的分析
沈永东;金松;黄飚;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较多讨论了以党委政府为主体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及其制度化，而较为忽视社会组织在创新制度化中的主体作用。论文聚焦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具体考察经费来源与创新成效对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2022—2024年)数据库，定量研究结果显示：在经费来源方面，政府财政资金或企业资金支持的社会组织所发起的社会治理创新，其制度化倾向更高；在创新成效方面，形成新的工作机制或撬动外部资源投入的社会组织所发起的社会治理创新，其制度化倾向更高。进一步的案例分析表明，经费来源通过资源适配机制与需求适配机制增强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创新成效则通过流程协同机制与资源协同机制提升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
自主性合作治理：第三次分配制度下的慈善治理新形态
江亚洲;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且科学有效的慈善治理体系，对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治理制度变迁视角下探讨慈善治理发现，自第三次分配成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以来，慈善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第三次分配蕴含的主体多元性、平等共益关系和自主协商对话方式，为慈善自主性合作治理创造了条件。推进慈善自主性合作治理，需要健全第三次分配法律制度、建立第三次分配信息归集和共享制度以及完善第三次分配激励保障制度。
不确定性环境下混合型组织的发展策略——以德清县清禾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为例
黄红华;王坤;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多重不确定性的挑战，是混合型组织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德清县清禾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为例，运用单案例研究方法，追踪其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不同阶段的发展策略。研究发现，政策调整、资源波动与社会需求转变，构成混合型组织普遍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混合型组织通过整合使用“混合社会网络、混合业务结构、混合组织形态”三大策略，实现了组织业务、组织收入、人员队伍等方面的稳定发展。
公益组织在数字援助工作中的“技术—信任”互构机制
刘鉴慧;李慧杰;郑莹;构建以组织信任为核心、以技术赋能为路径的数字援助体系，是公益组织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云南昭通市“一老一小”数字关爱项目，系统探讨公益组织如何通过“技术—信任”互构机制实现援助精准化。研究发现，技术赋能机制与信任构建机制之间存在深刻的双向互构关系。一方面，技术赋能驱动信任构建，通过需求精准识别、资源高效匹配与流程透明追溯，实现信任资本的持续积累。另一方面，制度型信任、认知型信任与认同型信任反哺技术落地，通过降低用户教育成本、行政准入门槛以及激活在地化社会网络，为数字工具的精准靶向与高效流转提供关键支撑。二者经由“积淀—激活”机制紧密耦合，促成技术赋能与社会信任资本良性互构的治理闭环。
重塑基层治理共同体：社区慈善空间再生产的三重路径
张强;李天悦;在城市更新进程中，物理空间的工程改造如何与社区治理的深层目标实现互嵌?社区慈善可成为连接空间修复与治理共同体的有效中介。本文以武汉D社区为案例，从空间再生产视角揭示社区慈善推动巷道更新向共同体重建转化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慈善通过制度嵌入、关系动员与文化整合三重路径，完成从物质空间修复到居民参与意识觉醒、文化认同感生成的递进，最终促成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形成。相较于政府与市场力量，社区慈善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仅致力于物理空间的修复，更在空间再生产过程中激活社会关系网络、赋予空间文化意义，从而实现治理共同体的重塑。
国家与社会共同在场如何塑造社区社会企业公共性——基于桂语坊的纵向单案例研究
袁彦鹏;陈溢瑞;杨冰清;社区社会企业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新型组织形态，但对其公共性如何被塑造尚缺乏系统探讨。本文以宁波市桂语坊为案例，基于“国家与社会共同在场”的分析视角，揭示二者通过资源与控制两条路径，动态塑造社区社会企业公共性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在初创期，国家与社会通过资金注入、合法性赋予和行政化控制，塑造出以目标嵌入为核心的“价值公共性”;在发展期，国家与社会的作用重点从直接“输血”转向合法性“造血”,社区社会企业在双元价值平衡中形成“过程公共性”;在成熟期，更高层级的合法性支持和制度化的利润分配、公共性支出扩大，使组织形成兼具稳定性与适应性的“持续公共性”。
社会信任对公众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渠道的影响机制
王海漪;信任是慈善事业发展之基，对公众捐赠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考察个体社会信任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个体社会信任水平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参与慈善捐赠的可能性，也会提高其捐赠数额。不同层次的社会信任对公众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友邻信任显著促进个体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慈善捐赠；制度信任显著促进公众通过传统媒介进行慈善捐赠，但对网络平台慈善行为具有一定抑制作用。慈善机构若要提升公众信任与参与，不能仅依赖体制身份，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化建设、流程透明化与治理规范化来夯实信任基础。
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融合：一个批评性考察
奚少敏;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协同互补已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议题。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学术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Space量化分析与深度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我国“社志融合”研究的脉络演进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近二十年来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从宏观理念倡导向中微观组织衔接及互动过程下沉的特征。通过构建“情境—主体—机制”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治理驱动、专业嵌入与发展支持等不同形态在实践中展现出一定的逻辑差异，映射出资源依赖与专业边界在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复杂张力。尽管数字化治理正催生新的实践形态，但目前学理回应仍显滞后，存在明显的经验领先于理论特征。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社志协同的内生机制，通过技术赋能与本土理论创新的结合，突破既有研究中成功案例偏向的局限，从而提升研究对中国基层治理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价值。
弱势群体人工智能伦理的欧美研究与本土启示
肖金华;了解欧美文化中弱势群体人工智能伦理的主题演进、核心困境与治理缺口，可以为我国解决同类问题获取参考路径。运用PRISMA指南对2018—2025年间的相关英文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和分析，发现欧美弱势群体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包括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歧视与偏见、公平利益分享、人工智能的“黑箱性”四大主题，所揭示的伦理治理的核心困境主要体现在算法公平性与透明性悖论、数字殖民、人工智能鸿沟、问责模糊与治理参与性缺失等方面，整体研究呈现从消极保护到积极赋能，更加重视协同设计与多元治理转向的特征。欧美相关研究对我国本土化人工智能治理的启示是应促进发展型数字正义，为此需要推进技术表决权、积极赋能和分层嵌入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