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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合作：社会组织何以推进基层治理——基于资源整合理论的分析
武静;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需要整合多方资源、实现多方合作。本文基于资源整合理论考察基层合作治理过程，提出资源赋能合作、合作激活资源的整合式合作框架，并对山东省P机构参与社区治理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以社会组织为链接点的基层多元主体的合作过程包括资源识别、资源配置、资源利用三个环节，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资源网络链接者与治理网络中间权威的角色。整合式合作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组织应在基层治理网络中连接、协调内外部资源以产生治理效能。为此，社会组织需采取多种策略实现资源与治理耦合、信任与权力平衡以及治理效能可持续。
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演进、社会作用机制与当代发展挑战
周秋光;万佳敏;中国慈善文化历经数千年演进。中国慈善由最初的官办慈善为主体，逐渐演变为官办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四种慈善形态交相运行的基本格局，慈善文化也因之被赋予了不同层次的内涵。在当今中国社会，慈善文化可分为五种存在与表现形式：个体的，社区社群的，阶层的，政府的，国家民族的。这五种形态表现不同、侧重不同、意义不同，却又联系紧密，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文化体系和社会作用机制。慈善文化建设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将在未来继续彰显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和底蕴。
人工智能嵌入慈善的伦理风险与防范路径
周俊;朱靖飞;杨鑫源;人工智能在为慈善事业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如何防范已知和未知的伦理风险成为急需讨论的问题。基于人工智能嵌入慈善的实践发展可以发现，在个体层面，慈善捐赠人面临自由被消解和隐私安全风险，而部分受益人则面临情感机械化问题；在社会层面，人工智能应用放大了慈善资源分配不公和责任缺位问题。防范人工智能嵌入慈善的伦理风险，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多方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并且同时发挥伦理、技术和制度的作用。
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与基本策略
徐家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推动下，慈善事业运行模式正发生根本性变革，逐渐实现从传统线下募捐和资源分配的低效模式向高效、透明、智能数字化方向转型。在此背景下慈善事业与数字技术表现出深度融合特征，蕴含着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延续此逻辑，深化数字技术嵌入慈善事业应依循对接价值观念、优化组织架构、强化组织能力建设和提升政府支持力度四个方面基本策略，从而在数字时代推动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过程模型：一项多案例研究
苗青;尹晖;转型社会企业是社会组织在资源约束下的变革式生存策略，能够有效地增强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引起全球范围内社会组织的高度关注。如何从社会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仍是一个未得到充分论证的命题。文章立足我国当前社会企业配套制度尚不健全的现实，遵循结构行动理论的脚本分析框架，按照转型动因、转型路径和转型效果等方面对四家由社会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转型社会企业的社会组织面临缺乏经济持续性、法律合法性、组织专业性的三大结构性困境。(2)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经过组织目标协调、业务领域融合、资产反哺社会三个螺旋上升发展过程，在行动过程中转变组织形态。(3)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促使组织成员提高积极性，增强组织财务可持续性，提高社会资源整合效率。文章对破解社会组织发展难题、创新社会组织运行方式及促进我国社会企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话语嵌入与功能演进：中国社会组织主流媒体媒介形象及其变迁
张潮;柯欣然;高寒;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承担着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的重要功能，对社会组织的新闻报道有助于其获取政治和社会合法性。同时，相较于政策文本，主流媒体报道不仅反映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单向规范与引导，还会根据社会情境和受众期待，进行专业化新闻生产，媒介化呈现“国家—社会”互动的实践特征。通过对1990—2020年间《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系统性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报道以正面形象构建为主，并逐渐将社会组织嵌入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塑造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治理的形象；报道受到“国家—社会”关系实践变迁的深刻影响，新闻框架呈现出从功能单一到多元分工的特点。另一方面，主流媒体报道不仅反映出控制型、发展型和规范型三种“国家—社会”关系之间的张力与调和，也凸显了中国特色党社关系的逐渐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能动作用愈发显著。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
郑功成;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不可能有成功的慈善事业。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总体滞后与其崇尚欧美慈善而缺乏适合国情的理论指导密切相关。基于自愿捐献应尊崇传统文化的理论逻辑、中外慈善发展路径差异的历史逻辑和中国现阶段慈善实践的现实逻辑，中国迫切需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特质应当是慈善原色、现代性底色、中国本土本色“三色同构”,即“慈善的‘自愿、公益’原则+现代慈善的‘平等、法治’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烙印与中华传统慈善文化基因”。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体系结构宜采取“基础”+“主体”+“补充”三位一体的大慈善架构，即以扎根基层、广泛动员的社区慈善为宽厚的基础，以组织化、专业化的现代慈善为主体，以个人网络求助及其他民间自发互助等为补充的格局。面向未来，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取向应当是扎实推动慈善理论创新、扎实推进慈善政策完善、扎实推进慈善实践发展三管齐下，以实现人心向善、人人行善、各类慈善形态百舸争流的全新局面。
社会信任影响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的机制分析
黄森慰;邢耀杰;沈如彬;林汉瑜;志愿服务是新时代党引领和动员人民群众贡献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奋斗目标的生动实践，持续性是志愿服务的应有之义。志愿者作为志愿服务的主体，社会的认可与信任于他们而言至关重要。本文根据福建省志愿者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社会信任对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社会融入程度在社会信任对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个人实现在该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3)非农业户口相较于农业户口的志愿者更能获取社会信任，进而促进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而志愿者在大学期间志愿时长的长短以及服务单位地理位置的差异并不会对其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建构意义和动员资源：集体行动视域下的民间志愿组织发展策略研究
朱健刚;高锦涛;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我国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当中，国家通过“治理吸纳慈善”逐步将志愿组织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国家动员再一次回到“台前”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志愿服务主力军的民间自发自愿的志愿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适应性发展出新的发展策略。从集体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从“建构意义”与“动员资源”两方面对民间志愿组织的发展策略进行解析后发现，在新时代慈善事业中，民间志愿组织需要进行“参与治理”的外部意义框架和“多元开放”的内部意义框架建设，同时也需要建构“扎根社区”“倚靠体制”与“数字动员”的资源动员新策略。
政民互动理论下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培育方法研究——以香港“关爱队”为例
张祖平;李燕;社区志愿服务作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其效能提升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政民互动理论框架下社区志愿服务组织遵循“政策激励外部牵引、社区需求内生驱动、社区能人牵头带动、志愿服务项目凝聚力量”四维生成路径。本文以中国香港社区“关爱队”为例，分析其通过权能塑造、结构演化与价值共创实现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培育，形成志愿服务精准供给与居民需求高效响应的实践经验。研究表明，内地社区志愿服务应重点强化政府制度引导、加强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激发居民动员效能三重核心路径。这一发现不仅为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照，更有助于通过政民良性互动，推动社区治理从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共治，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可持续动力。